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是1875年在上海创刊的《澳门新莆京手机网站:小孩月报》,商务印书馆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

 文学经典     |      2020-05-15 04:12

●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印刷所、编译所闸北宝山路新厦落成。始用珂罗版印刷。停办小学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改组为尚公小学,由蒋维乔任校长。郁厚培赴日本学习照相制版技术。蔡元培应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

商务印书馆向来有出版童刊、童书的传统,清末以来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与《童话》出版的同时,还有一种丛刊型幼儿图画类读物《儿童教育画》(戴克敦、高凤谦编纂),也很受欢迎。另外,《少年》杂志、《少年丛书》等也都是商务早期有名的童刊童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渐渐深入人心,上述书刊越来越显出内容陈旧,形式单一,已很难适应时代的需求。儿童读物领域的同业竞争更是激烈,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一使命落到郑振铎的肩上。

第一件事,柳着是这样记载的:“有人曾撰文称商务早年档案,早已毁于‘一·二八’日寇炮火,剩下的也已‘开发利用’,出版了诸如张元济馆事日记等好几种书,似乎早已穷尽。然而,前些年某位先生在自己着作内,影印公布1920年7月8日商务编译所一位管事人给张元济谈沈雁冰加薪及调座位事的信,这正说明老档案并非全在‘一·二八’时全毁掉,恐怕部分早已流入私人手中。”果不其然,原来商务的老档案于2002年流出。

以“蒲公英”重启学术之路

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这是直接影响与惠及千百万少年儿童的中国第一本现代意识的小学教科书。此册署“江苏武进蒋维乔、阳湖庄俞编纂”,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稹太郎、福建高凤谦、浙江张元济校订。该书《缘起》云:“自初等小学堂至高等小学堂,计九年,为书十八册(以供七八岁至十五六岁之用)。凡关于立身(如私德、公德及饮食、衣服、言语、动作、卫生、体操等)、居家(如孝亲、敬长、慈幼及洒扫、应对等)、处世(如交友、待人、接物及爱国等),以至事物浅近之理由(如天文、地理、地文、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及历史、政法、武备等)与治生之所不可缺者(如农业、工业、商业及书信、账簿、契约、钱币等)皆萃于此书。其有为吾国之特色(如开化最早、人口最多及古圣贤之嘉言懿行等),则极力表彰之;吾国之弊俗(如拘忌、迷信及缠足、鸦片等),则极力矫正之,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1932年,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而且这种教育,仍旧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刻板庄严的教科书,就是儿童的唯一的读物。教师教一课,他们就读一课。儿童自动的读物,实在极少。

柳和城先生兴奋将此纪念册展示在书桌上,如数家珍般一页一页向我介绍。我问柳先生因何得此巨书?柳先生说他和张元济先生的嫡孙张人凤先生一起做了这部巨书的“释读”工作,将全书所有手写的书画诗文中的文字一一辨释出来,并对所有作者的生平加以介绍,名家容易,而也有当年部分商务老员工的生平却颇费周折。这份“释读”工作化了柳先生数月时间,这是他作为“释读”者得到的样书。

在民国时期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商务印书馆得以逐渐壮大生存,有多种因素,董丽敏教授表示,一方面这与商务印书馆采取发行教科书、整理古籍路线充实资本有主要关系,另一方面,依靠文学编译得到知识界的认可支持、保持先进的印刷技术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据粗略数据统计,曾经工作于商务印书馆的学人中,至少有10位后来成为了大学校长,这反映出商务印书馆与当时知识界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在知识界眼中,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现代出版媒介,是当时由晚清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促发的知识转型赖以实现的渠道,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其再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每期《童话》的内容编好以后,就交由编辑高梦旦带回家去,“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之。”如果作品的内容儿童听了不喜欢,或文字晦涩难懂,就再作修改。这种尊重儿童的做法,显然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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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初版本后,几乎每年一版,1926年已出第四版,1933年出国难后第一版,至1939年又出到第四版,1947年3月第五版,并收入《中学生文库》。该书其他版本也有数种。如程鹤西译、北新书局1929年4月出版的《镜中世界》,徐应昶重译的《阿丽思的奇梦》(《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何君莲译《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世界文学名著》,上海启明书局1936年版)、范泉缩写的同名书(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年4月初版、9月再版、10月三版),可见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今年弄得我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是在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论》,当然这本书也并非今年才动笔,而是今年年底必须交稿,原因是出版社申报成功了“国家出版基金”,基金办公室催出版社,出版社催我。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与百年现代童年出版紧密相连,而百年现代童年出版又与商务印书馆密不可分。想当年沈雁冰还未启用茅盾笔名的时候,从北大预科毕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在孙毓修手下编辑童书。沈雁冰,后来还有郑振铎,继孙毓修一起续编《童话丛书》。这两位年轻人,以后不但先后担纲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更成了文学研究会的顶梁柱。茅盾晚年回忆往事,自然感恩他文学生涯起步的商务印书馆,推崇孙毓修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20世纪初的中国转型之路,或许比任何学人的想象都要漫长得多,社会转型、文化危机成为了整个20世纪中国学人绕不开的根本问题。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世纪初以高品质的翻译出版为现代学人提供思想阵地,“文革”结束后,很快又以系统的译介丛书为陷入“知识荒”的读书界带来希望。它从未抛下自己的立身之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1908年12月,《童话》丛书创刊。1909年1月16日,《东方杂志》第5卷第12号刊登孙毓修的《童话序》,2月又在《教育杂志》第2期刊登。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第一篇以“童话”为名的创刊词。晚清至五四时期前后的童话含义较广,大凡寓于幻想色彩的供小读者阅读鉴赏的叙事作品,包括小说、故事、童话、科幻、寓言等,均属“童话”范畴,当时的“童话”几乎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说。因而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实际上就是儿童文学,《童话序》体现了晚清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文学的认知与文体观,是知识界对于儿童文学一般主张的代表性文字。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北京。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关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当时在小朋友中的影响,出版家赵家璧回忆说,他13岁那年在乡间的高小念书,偶然在《少年杂志》广告里知道,有一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书,说欧美的小孩子无人不读,无人不喜欢它,于是写信请叔叔到商务代购一本。这本黄封面、黑框子的童话书“第一次地打动了我的童心”,“第一个启发我去世界文学的宝藏”。在童年苦闷的生活中,此书的阅读使赵家璧“训练成了一种超脱实际生活的想象力。像跟了红眼睛的白兔子,钻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游过了眼泪池,参加了疯茶会,倾听着素甲鱼的诉苦,而自己也逐渐地做起白日梦来,虽然像阿丽思的姊妹般同样明白只要把眼睛一张就样样会变成平凡的世界,那些茶碗的声响,会变成羊铃的声响,那皇后的尖喉咙,更会变作牧童的叫子。可是我就从这部书里,发见了另外一座天地;也从这一部书里,使我知道除了教科书以外,有许多书是能引起我更大的趣味的。”周作人在此书出版当年,就撰文介绍:

11月中旬,我应邀去上海参加国际童书展的活动,举办童书展的场地设在浦东的“世博园”。我与柳和城先生神交已久,他的往所也在浦东。于是我趁童书展的空档,去拜访柳先生。我想象中的柳和城先生应是身板硬朗、手脚利索,而他的书斋自然四壁书墙、架插卷轴并有古玩古董的陈设。

商务印书馆最早的蜕变,离不开一个名字,张元济。

商务版《最新国文教科书》采用的儿童文学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将儿童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资源,如将林纾翻译的《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直接选入教科书。二是由编辑人员自撰课文,尽量采用儿童文学的形式与艺术手法,迎合儿童的兴趣。如第二册第九课的《采菱歌》:“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觉菱儿好。好哥哥,去采菱,菱塘浅,坐小盆。哥哥采盈盈,弟弟妹妹共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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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郑振铎的精心策划,《儿童世界》图文并茂,编排别致,十分注重适合儿童心理和阅读情趣。每期都有美观的彩色封面,选用的皆为孩子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内容,如《小红帽儿的故事》《排排坐吃果果》《小姑娘浇花(小园丁)》等,令小读者一看就着迷。”顾颉刚的《儿歌》:“排排坐,吃果果,爹爹转来割耳朵。称称看,两斤半;烧烧看,两大碗。吃一碗,剩一碗,没角落里斋罗汉。罗汉弗吃荤,豆腐面筋囫囵吞。”俞平伯《儿歌》:“小葫芦呀!小甜瓜儿呀!甜瓜儿真是甜极了,小葫芦里有什么?小葫芦里有什么?”“郑振铎既是编者又是作者,他译述(即熔翻译、创作于一炉)了许多童话,如《花架之下》《竹公主》《安乐王子》《猎犬》《聪明的审判官》等;他同时也独创了不少童话,如《小人国》《七星》等。其中的《花架之下》内容尤为精彩,写的是小学生林国滨放学之后,在家里的花架下面给弟弟妹妹讲故事,很自然地引出了《虎与熊狐》《乌鸦与蛇》《聪明人和他的两个学生》《孔雀与狐狸》四个故事,一直讲到夜幕降临,妈妈过来催着吃晚饭才停。”此外,《儿童世界》的作者还有许地山、严既澄、王统照、谢六逸、周建人、胡愈之等,他们多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今年跑了两趟西单图书大厦,一趟涵芬楼,买书若干。虽然现在图书也可网购,但本性还是喜欢逛书店。穿梭在排排书架之间,人文社科教育少儿艺术科技什么都翻翻,多少会买几本回来,这份满足与自得只有自己清楚。书店买书贵于网购,因何而买?一则确有心喜之书;乃二,也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实体书店。倘若连像我这样逛惯了书店的读书人也热衷网购,那岂不悲夫也哉。

当时的张元济以进士身份进入清政府的刑部做事,后因受到戊戌变法失败牵连,革职南下,应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建人盛宣怀之邀加入,帮助后者设立了译书院,后因需要印刷翻译好的国外教材而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相识,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仅仅创办两年,已经达到上海最好的印刷水平。到1902年,夏瑞芳希望突破印刷业务,介入出版,邀请张元济加入。张元济欣然同意进入商务印书馆,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他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当时中国最稀缺的并非是精英教育,而是国民教育,于是,“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仅成为了他今后的人生目标,也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立身之本。

孙毓修(1871-1922),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儿童读物编辑专家,江苏无锡人,清末秀才。早年在江苏南菁书院执教,得到缪荃孙指教,目录学根底颇深。1907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得到张元济赏识,任其筹建图书馆。1908年,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太仓顾氏、长洲蒋氏的藏书,设图书馆于编译所,世称“涵芬楼”。后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等,著有《永乐大典考》4卷、《中国雕版源流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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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英国传教士、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把此书口译给溥仪听,这位末代皇帝居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是赵译本1931年在湖南曾被当政的何健政府查禁,理由是“书中鸟兽昆虫皆作人言,而且与人同群,杂处一室”,荒唐之极!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这大约可称作阿丽思“效应”的另一侧面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我要完成这部史论,必须阅读商务印书馆的相关文献;商务的掌门人与灵魂人物是张元济,因而有关张元济的书籍自然成了必读。张元济是近现代着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与藏书家,张元济的生平事迹联系着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出版史又联系着文化史、思想史,因而阅读张元济,予我所得不仅是实用主义的现代童书出版问题,更有沉浸在张元济、商务背后的中国人文情绪、荣辱记忆与读书风景。

张元济曾为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写过一首七绝: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走过120周年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一家老牌出版社的辉煌历史,也彰显了几代学人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身上的文化自尊与自信,为时代赋予的理性、包容、改良、多元等精神,依然值得当代学人薪火相传,启示下一个百年。

19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写的《童话》丛书第1集第1编《无猫国》出版,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本标为“童话”的读本。《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了三集,均为32开本,铅印平装,图文并茂。《童话》丛书先后出版102种,孙毓修编写了77册;1918年6月起由沈雁冰续编了《大槐国》《千尺绢》《负骨报恩》《狮骡访猪》《平和会议》《寻快乐》等16册,这也是沈雁冰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第三集4种由郑振铎于1921年后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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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丽思是一个坚强的小姑娘,使自己在梦中也是这么坚强,在神圣战争中,突出了阿丽思勇于为和平牺牲和坚强的毅力”。这是童话呢,还是现实?给读者留下深深思索的空间。

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是书作者柳和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柳和城先生是研究张元济与商务的专家,此书是其三十多年“张研”“商研”及出版史研究的汇编结集。当我沉浸在阅读快意中时,有两件“故事”与书有关,但却令人匪夷所思。

胡适曾说:“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既有应时代风气而生的机遇,但更多的是它的麾下逐渐集合了一大批学人,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带动现代教材、现代西方思想译介以及创办大量优质期刊,进而为更多知识群体提供思想启蒙阵地。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被称之为“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革新的声音和力量不断涌动交织乃至互相争鸣,商务印书馆在其中承担的使命,可以说贯穿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的今天。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与北京大学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回顾它的一些历史时刻,无疑仍将启发我们,现代知识、文化生产的动力如何而来,又如何绵绵不绝。

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将读者对象定位为小学中高年级以及社会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者,承续了《童话》丛书的成功经验,栏目丰富,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有中国时事、外国时事,以后又开辟了新闻话、少年谈话会等专栏,重视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同时该刊还注重科学普及,创刊号上发表的《飞船史》,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航空设计师、飞行家冯如和谢缵泰的事迹。《少年杂志》开设的文学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创刊号刊有《捕鱼与吹笛》《卖报童子》等文章。《少年杂志》第4卷(1914年7—12月)仅出六期,1915年1月第5卷起改由朱天民(赤萌)主编,1924年后由殷佩斯主编,1931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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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现代文化巨匠、著名社会活动家。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发表作品,与沈雁冰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7月,郑振铎在他兼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新辟“儿童文学”专栏,主要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有关翻译作品,以满足国内儿童接受文学启蒙的需要。该专栏办了两个多月,颇受小读者的欢迎。郑振铎决定乘势而上,干脆办一本《儿童世界》周刊。1921年9月,郑振铎起草《儿童世界宣言》,先后刊登于1921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2月30日《晨报副刊》及《妇女杂志》等南北各大报刊,引起世人的关注。

盘点今年的读书,还是以“实用”为主,也即所看之书大多与手头正在写的书有关,无关的“闲书”自然也看。手机上有“懒人听书”,应属闲书,但听的却是鲁迅的《朝花夕拾》,还有《古文观止》,算不算闲书不得而知。

在商务印书馆以教育开启民智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对翻译文学、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支持,而提供发表阵地的便是其创办的多个引领时代风气的杂志。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成立,这本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的杂志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现代综合性期刊。而就在1903年商务印书馆便已创办了第一本杂志《绣像小说》,以《官场现形记》知名的作家李伯元担任主编,刘鹗的《老残游记》便发表在此杂志上。《东方杂志》与《绣像小说》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依然以章回体小说式样为主,目光停留于晚清社会变化,前者则主动介入时代最前沿的文化思想问题,先后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作家提供了发表阵地,如严复在出版《天演论》后,张元济很快意识到这样的翻译作品是当时中国学人需要现代思想,之后严复的其他翻译作品都陆续在商务印书馆集结刊发及出版,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等学术论著,为当时仅学习日本现代思想律法体系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西方现代思想视野,从而拓展了这个群体对“现代”一词的完整设想。

以上编辑方针立足于儿童角度,又本着教育要求,全面地考虑到了教科书的受教、使用对象——少年儿童的心理、兴趣、能力、喜好,从课文的内容(德、智、读书、游戏)到形式(多插图、文字浅明),从教育目标要求(第一册459字)到教科书的字号、用纸,都作了科学、实用的安排。课文的内容尽量从儿童的社会化特征出发,以家庭与学校为主,由近及远,以小见大,尤其是强调“以启儿童之天性”,“不涉机巧变诈”,儿童最爱图画,插图与彩图多达一百幅。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与儿童为本的方针指导下,儿童文学自然会被请进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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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吃完糕,发现自己变成“大到像顶大的望远镜那么大”的巨人。她的漫游进入新的奇境。这样奇特的故事,不要说小孩子喜欢,大人们也会有兴趣的。

柳先生又向我展示了前不久他应邀去张元济故乡——浙江嘉兴市海盐县武原镇张元济图书馆参加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的合影照片。我看到,“业余”研究了张元济几十年、着有《张元济年谱长编》《张元济传》腿有残疾的柳和城先生拄拐站立在后面!

当时主办《东方杂志》这本大刊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顶住来自当局的压力。从1897年2月创办以来,商务印书馆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有序展开教科书出版计划,更多的则是编纂、译介学术书籍,成为20世纪“教育救国”大背景下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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